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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互连网上交友,学习来了。 我出生在海边,爱大海,爱水。职业是教师,但永远做学生,童心未泯,以新奇和探索的眼光看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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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纪念9.18  

2013-09-17 11:37:30|  分类: 随笔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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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到9.18, 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沟事件假借“一个士兵失踪”的理由发动了对驻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的进攻,开始了实质上的全面侵华战争。9.18 这个日子我们不能忘记,纪念9.18我们要自强,使我国被侵犯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。现在纪念9.18不能只是悲情和仇恨的宣泄,而是要从理性的角度上深入思考。如何正确地看和对待日本这个民族和国家,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,因此认真学习日本的近现代历史和研究日本的现实表现很有必要。日本(人)当过中国(人)的学生,也做过中国的先生 如他支持帮助过中国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,日本做过中国的敌人,但从来没做过中国的好邻居。

参考资料:凤凰网纪录片
  • 冯锦华

    冯锦华

    2001年8月14日靖国神社喷漆事件当事人

    日本没有深刻反省过去,靖国神社仍然供奉反人类罪犯。强大而不反省的日本,对中国是威胁。中日之间想要真正和平,必须要让日本有个归属。要想日本对中国好,必须在精神、意志上战胜它。[详细]





  • 吴祖康

    吴祖康

    “九一八”爱国网创办人

    需要让中日两国国民,尤其是年轻一代记住历史,记住教训,防止战争重演。他说,需要宣扬中国人抵抗侵略的精神,而不要去宣扬仇日。宣扬仇日有什么用?会造就很多愤青,这不解决什么问题。[详细]


  •  
    叶于良  

    叶于良

    原抗日杀奸团成员,91岁老兵团成员,91岁老兵
     

    1922年生于北京,曾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,主要做侦查、刺杀汉奸的工作,后被捕入狱。叶于良说,对日本的仇恨,从小就在心里。现在日本对侵略还不认账,这个仇恨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[详细]

  •  
    马立诚  

    马立诚

    政论家,在2002年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
     

   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,它既有增强权力合法性的一面,同时也有削弱权力合法性的一面。在使用民族主义的武器时,要认识到它的双刃性,同时还是应该更多地培养理性的力量。[详细]

  •  
    步平  

    步平

   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
     

    东亚国家之间,需要解决历史认识的障碍。对于历史认识问题,只要大家都认为那是侵略战争,都谴责战争,应该允许存在角度的差异。中国已经是大国,视野应放宽,要注意民族主义可能走向反面。[详细]

  • 王小东

    王小东

    著名学者,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

    中日之间只是小问题。中国目标是领导这个世界,给世界带来好处。中国目标很雄伟,远远超过向东看,向南看。日本精英阶层有依附中国的想法,等我们很多问题解决后,日本自然而然就跟我们走。[详细]

九年

九年

抗日电视剧《箭在弦上》编剧

这两年,总有人说抗日剧如何火,这是一个理解误区。九年说,在各个国家,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都是很受观众欢迎的。当下中国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是给逼到抗日剧上的,因为别的题材很多都不能写。[详细]


一横

一横

感恩教育讲师,因反日演讲而出名

国家有好的一面,有不好的一面。作为一个中国教育者,要把两面性的东西告诉孩子。当今是大融合时代,不是某个国家去欺负某个国家的时代。[详细]


童增

童增

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、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

在中国民间存在强大的反日、仇日、厌日的情绪。不管年轻年老,只要谈到日本,都非常反感。这种情绪不是一代人,是很多代人,一百多年来,沿袭下来的,是客观存在的。[详细]


王选

王选

对日索赔代表人物,原细菌战中方原告团团长

对于日本,可以寻求文明的途径,来让对方接受我们的诉求,获得对方的尊重,只有文明才能战胜暴力。我们要让战争受害者发出自己的声音,因为他们的声音最有力。把历史记录下来,建立纪念馆,出版书籍,让事实来说话。[详细]

能让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王选:
我们必须要有受害者角度的历史叙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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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提示:

2013年9月,凤凰网对话王选女士,共同探讨“中国人的日本观”。

王选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代表人物,曾担任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,长期致力于帮助日本侵华战争里中国的受害者发出自己的声音,被媒体称为一个“能让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”。

王选认为,对于日本,可以寻求文明的途径,来让对方接受我们的诉求,获得对方的尊重,只有文明才能战胜暴力。我们要让战争受害者发出自己的声音,因为他们的声音最有力。把历史记录下来,建立纪念馆,出版书籍,让事实来说话。很多日本人慢慢会理解,会认同我们。

以下为对话节录,文中标题为编辑所加。

(对话主持:吴曙良)

日军在义乌的村子里放过鼠疫

我叫王选,是浙江义乌崇山村人。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村庄?因为我小时候就听我爸爸,还有亲戚朋友讲:战争期间,日军在我们村子里放了鼠疫。后来我1969年插队落户也去那里,农民也经常跟我讲这场灾难。因为鼠疫很厉害,日军占领义乌以后,就把村子烧了。

村里人说,日本人很残暴,要破肚子,剖肚皮。当时日军确实在我们村子里进行过活体解剖,对感染了鼠疫的农民,进行过实验,还写过论文,这些是荣字第1644细菌战部队(编者注:南京日军细菌试验基地名为南京“荣字第1644细菌战部队”,对外公开叫“中支那防疫给水部”,又称“多摩部队”,是由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在1939年4月带领731部队的部分人员、设备来南京建立的,总人数达1500多人)具体实施的。这些实验,后来通过日本方面找到了论文证据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北京提出,把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分开来。国家赔偿既然放弃就放弃了,但民间赔偿,受害者可以继续索赔。我们崇山村的人看到了,在1994年就联合起来写了一个诉状,寄到日本大使馆,要求日本政府赔偿。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,回老家时,村里人跟我说,日本人来调查过了。这些人,其实是日本和平运动派来的调查团(编者注:日本和平运动是日本民间自发组织起来,从战争受害者角度发起的一项活动,主要活动包括调查历史真相,协助战争受害者索赔等)。村里人让我到日本去找这些人,然后跟他们一起帮村里人打官司,证实日军在这里搞过细菌战,要谢罪赔偿。

日本法院承认了日军在中国搞过细菌战

我回到日本就去找。找了一年才找到,我见到他们的那一瞬间我就悟到了,我觉得我到日本留学那么多年的意义了找到了,这个官司就是我要做的事情。之后我加入日本的民间调查团,到我们村子调查。村里也成立一个崇山村村民细菌战调查委员会。后来我们又到宁波、衢州、江山、东阳,然后又出省到江西、湖南,做了很多调查,形成一个很大的诉讼基础。诉讼的时候,大家都让我当原告的代表,后来是原告团的团长。这个诉讼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大。2002年,日本地方法院对我们提出的所有的细菌战受害事实全部认可了,法院判决书里面也确认了。日本当时所有大媒体,全部用头版报道,说日本法院首次认定日军曾在中国实施过大规模的细菌战,造成莫大的灾难。这在中国国内影响也很大,2003年,我被央视选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。

后来虽然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我们的索赔,但还是认定了日军细菌战的事实。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最终解决,我们继续在更大范围搞细菌战的受害调查,每年我们都要到日本去一次,在日本国会活动,或者找日本外务大臣、首相提交请愿书,要求他们公开细菌战的资料,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调查、谢罪、赔偿。

解放前,我父亲的一个上司,曾经担任远东国际法庭的检察官。抗战结束后,细菌战没有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,这里面有很多原因,其中一个原因没有定论,说是因为美国在结束战争时使用了原子弹,所以就回避了对化学战和细菌战的审判。中国政府当时收集了很多资料,已经提交给远东国际法庭了,但是最后没有审判。

受害者很多时候不愿意讲屈辱史

调查、诉讼、索赔,整个过程,难在历史调查和整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中国村庄、中国农民个体的历史几乎是没有记载的。这个村子因为鼠疫死了多少人?数字不准确。所以我们要把个人的历史收集起来,做口述历史,还要做旁证、实证,再变成法庭能够认可的事实。不是说你自己说是事实就是事实,你要取证,证明确实发生过,这个很难。所以日本的学者到中国来都呼吁了,中国的学界要做实证研究。

细菌战还是很难调查的,因为要证明因果关系,比如说你这场病,病是一个生物现象,有的人死了,有的人病好了,就过去了,就无影无踪,要证明这场病跟日本人撒的细菌这样的关系很难,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论证过程。到最后,我们做到了,我们面对日本这个最成熟、最精细的司法制度,走完程序。日本最后在地方法院用司法制度,认可我们提交所有的证据,对我们提出的所有的受害事实全部都认定,在历史上来说很有意义。

另外,周围的人对历史那种淡漠,会给人带来很多负面的心理影响,蛮痛苦的。遗忘本身是落后的表现,一个国家,明智未开,老百姓逆来顺受。民间索赔,受害者发出声音,说明社会进步,他不愿意遗忘。

我们调查诉讼这么久了,村里面有一位,按辈分我叫他哥哥,是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会长,三年前才讲出来,说他奶奶就是被日本人活体解剖的。所有人一听都愣了,调查了这么久,他还是会长,这么久才讲自己家的受害史。为什么不讲?觉得丢脸,羞耻。当时日本人放了鼠疫之后,很多人感染,日本人让人抬过去,说给治病,实际上是做解剖。会长的奶奶就被解剖了,但是家里人不愿意讲,一个女人身体让人看了,再解剖,死无全尸,讲出来丢人,是这种观念。给这位奶奶收尸的人的后代,也不愿意讲,觉得收尸不是一个光彩的职业,所以也不愿意讲自己爸爸以前见证过活体解剖。

那时候我们村里还有很多妇女被日本人强奸,日本人抓住女人就强奸的,我姑姑写在回忆录里头。她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,透过门缝里面看见了,很多老人都知道,都不愿意说。

有一次我在日本人面前翻译的时候说了,有的村里人就拉着我,说被强奸的事情你那么大庭广众说。我反问怎么不可以?他说人家现在还健在,还有子孙后代,怎么可以说?所以老百姓的这些战争的受害史,都是一种屈辱,埋在心里头,逆来顺受。今天很多受害人能够有这个勇气说出来,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。

村里很多年轻人不关心,也不了解这事。不是说要记住仇恨,这是一个人的尊严意识。国家是由个人所组成的,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,如果每一个人中国人都没有尊严,这个国家你说有尊严吗?国家问题并不只是领土问题。

中国精英对民间对日索赔不关心

受害者年纪大了,受教育程度低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他们的后代,都受过良好的教育,有的人到国外去留学了,读博士,清华、北大的都有,他们应该来做,他们现在都不做的。那你就不能怪日本人,你就不能说他们对历史怎么不反省。至少现在,日本的主流历史教科书,已经把2002年判决确认得史事写进去了,写了日军搞细菌战。

在日本,很多社会精英参加和平运动,知识分子走在最前列。这个运动,需要专业知识,需要理论,需要动员。我们在日本打官司,动员中国留学生来旁听,几乎都是不来的,你动员半天,他都不来。中国精英阶层,普遍对我们做这些事不关心,他认为你们反日,是民族主义情绪,他们跟民众保持距离。很多政治精英,认为他们把中日之间什么都搞定了,外交政策都搞定了,你王选搞出一个民间索赔,好像是在找麻烦,在捣乱。

现在义乌很有钱,但是人们对历史调查的参与太不够了。这跟国家的政策有关系,首先要允许我们成立民间组织,但现在是不允许的。有钱并不等于有文化。

受害者的声音最有力

我们国家,人民受教育程度低,受害者个人的文化程度低。我们做口述历史的时候,村里70岁以上的人,得采访三遍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,口述历史越清楚,而且有条理。受教育程度低的人,记忆就越模糊,而且都是非常感性的记忆,色彩,恐惧,悲伤。但初中毕业的,他就可以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讲得很清楚,哪年哪月。

二战后的犹太人,很多受害者自己发出声音,有几个都写东西,获诺贝尔奖。犹太人在上海还建了一个难民纪念馆,上面刻着受害者的讲述。受害者发出的声音,容易被整个人类社会认可。中国就缺乏这样的纪念馆,对战争受害者的纪念。我们村里,农民自己要建了一个纪念馆,到现在没建起来,政府也不讲了。中国没有一个地方,有一个纪念馆,把受害者说的话刻在那里。像人民英雄纪念碑,那完全是一个国家的视野,从国家的角度,讲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我们必须要有受害者角度的历史叙述,受害者的声音是最有力的,不管到什么地方别人都认可。

我们做这个工作,跟日本和平运动形成了合力。日本人受教育程度高,完全是民间做起来。包括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事件调查,也是民间先做。中国的民间力量太弱了,受害者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,你要等着精英来给你做,比如说政府,社会精英、学术精英来给你做,没门。我们浙江整个历史学界,几乎就没有人介入细菌战的调查和研究。

只有文明能够战胜暴力

最后的诉讼,我认为还是成功了。这个成功,指的是日本地方2002年作出的判决。判决对我们提出的所有因日军细菌战造成的受害事实,全部都认定了。这在日本历史上是首次通过代表国家意志的司法认可了。一直到2007年,日本最高法院驳回我们的上诉以后,它也还是维持原来判决中对事实的认定。

结果出来以后,有位东京大学著名的学者,他写的书里面都提到:731部队在中国用了细菌武器。以前这在日本不是共识,但慢慢就会形成社会共识。我们可以寻求一种途径,去让对方尊重你,接受你的诉求。但现在,很多时候是用压力来压对方,一下子口号,或者标语式的。

文化大革命整个就是游行,大家在那吵。我觉得应该做一些实事,比如说把村子到底死了几个人、哪个人是什么时候死的,搞清楚。中国最缺乏这些基本的东西。

游行是可以的,我也很同意,老百姓有怨气,应该有游行的自由。问题是游行是选择性的,缺乏说服力,里面又掺杂了大量地暴力行为,打砸抢。本来9月18日这个日子是我们反思日本军国主义暴行,结果变成中国人在那里打砸抢。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暴力呢?我们要用文明,只有文明能够战胜暴力,我们以暴制暴,那不是一种倒退吗?

因为日本人很讲实证研究,所以我想我们只有把历史很好去记录下来,建立起受害者纪念馆,或者出版书籍,让事实来说话。我想很多日本人就会慢慢理解,会去认同。所以,我认为与其去指责他人,还不如把自己该做的做好。

(编辑:凤凰网/谭不)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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